第八章　从北京大学到成功大学(7)

记得在一九八一年时，在航空学院教书，班上的学生是文革后第一次统一招生考进去的，年龄相差很大，年轻的刚二十出头，年纪大的有过了四十岁，孩子都已十来岁的。他们在文革时努力自修，上了大学，唯一的愿望是能在“祖国的建设”里贡献一份力量。当时他们对当知识分子的饥渴到达了可怕的程度。这次到北京打工，有个机会再回到哈工大，正好碰到他们大考完了，开始放暑假。力学系的全体师生租江轮游松花江，把我也找去凑热闹。有个机会跟年轻人深谈，发现他们在开放的政策下成长的思想和几年前航院学生火热的求知完全不一样。这一批年轻人已取得了基本的西方先进知识，对于现代化的工具如计算机，仪器等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他们一身是胆，要求有一显身手的机会，好能一举成名。我曾试着对他们说工程与其他自然科学不一样，除了要懂理论基础外，还要有长久经验的累积才能有所成就。这群小伙子完全不同意我的说法，指着松花江上即将通车的公路桥说，他们学会了如何设计桥梁的理论，为什么不能马上参加设计工作，非得要他们由助理工程师干起，磨个二十、三十年后才给个机会。他们认为现代化就是要由他们来用最新的方法来做一切的事。也许年轻人应该有一份“梦想”，在生活中才能启发创造力。但是对现代工程技术有不成熟和近乎幼稚的看法也是个严重的现象，年轻人缺少一个正确的“宏观”，哈工大教授们和老柯都同意这是目前年轻人在一个单位里呆不久的主要原因。说好听一点是有进取心，不断地要求创新，说不好听则是好高骛远。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呢？还是现在中国社会的特殊现象？

还有一位年轻的朋友，她叫薛莉，是位内蒙姑娘，文革时期的工农兵学员，后来自修通过了老柯的考试，“五一一”所把她留下来。已经是三十岁出头了还没有结婚，她有浓厚的知识分子气息，加上她精干的办事能力，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对象。命运安排，她的大部分同龄朋友都给文革结束的大浪冲走了，她是少数的仅存者。国内管她们叫大龄姑娘。这次在北京时的很多生活上的难题，全靠她冲锋陷阵，打破重重困难，解决了许多问题，祝福她有个美满的归宿。

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国家，可能还要二十到三十年的时间才行；也就是在这批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到四、五十岁时。那也正是他们的事业日正当头的时候。他们要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可能是很重要的，而他们的成就也就是代表中国的现代化。我就不知道这群年轻的知识分子是否明白他们是中国未来的主人。

六、 四个现代化——后语

在北京的日子过得真快，转眼间一个月就到了，卫星的实验也告一段落，最后的几天免不了互相宴请一番。跟航天部和“五一一”所的新朋友旧友们道声珍重再见就飞往广州。

广州这个南方的大城市，在开放的程度上是最先进的，因此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方便。虽然听过好些有关极度开放的故事，但是当东方宾馆的服务员伸手要小费时，还是有“不胜惊奇”之感。

火车到了九龙，友人来接，住进了海港酒店，它是座落在香港上环港澳码头边的一座新开的旅馆。预定的房间没有了，因此给我一个套房，在三十二层楼上，精美宽敞的房间，窗外有令人窒息的港九全景。也许因为知道我是联合国派出的穷教书的，房钱打了一个对折，比住北京饭店还便宜。酒店里有宽大的户外游泳池和游乐场，免费的什锦水果盘加上他们高度发展的服务。

此次中国之行总的说来是很开心的，但是也有碰到一些“奇怪”的事情。

我和老柯由西安飞北京，坐的是苏联制的图一五四(Tupolov)，三引擎客机，是个类似波音七二七型的飞机。在北京机场将要落地时，因为天气不好，机场突然关闭，驾驶员拉起机头，收回起落架，十五分钟后降落在天津机场。在那儿等了三个多小时，快近午夜时才又让我们登机，准备飞回北京。等我们坐定后来了一位女服务员（空中小姐），宣布我们全得先下去，让前舱客人先上，坐好了，我们客人才能入座。否则飞机会被“压坏”。于是大伙又下了飞机，在雨中等前舱客人坐好我们才又回到机上。老柯说我是学航空的。怎么有这么笨的设计；我说大概不是俄国人笨，原因可能是舱都是“老外”为了使他们先上机，只好来唬一下老百姓了。我们到达北京后，前舱的客人先下机。不晓得我们坐在后舱的人有没有把那架飞机“压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