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曾宪九教授
那是在60年代后期的某一天，曾主任突然问我：胃溃疡可以内科治疗，为什么还要外科大夫做手术？我轻松作答外科和内科治疗的适应征不同。主任显然不在意这点。又问：当初，外科大夫为什么想用手术方法冶疗胃溃疡？答曰：外科大夫先把溃疡局部切除，复发了。之后发现胃底部产生大量胃酸，把胃底部切除，还是复发。发现幽门窦部很重要，也切了。主任说：所以，才有了今天的胃大部切除。还有迷走神经的问题，他补充一句。那年，幽门螺旋杆菌的作用还未被充分关注。我颇不知趣地打插：反正，外科总是把病人器官切掉这一块，切掉那一块，或者干脆全切了。对于我轻率的言论，主任没有恼火，我私下窃喜。在上海工作期间，我喜欢读Zimmermann的一本外科生理学。只读过两三个篇章，不求甚解，就记得这么一点点。
我不知道，主任对我这样知识肤浅、思维不严谨的年轻人会有什么看法。要知道，那段时期正在清理阶级队伍，根本不涉及晋升考核。我对主任毫无戒心。主任前一时期下乡务农，连户口都迁出北京。此时回到医院来了，不再去打扫厕所，但也不能进病房，不能上手术台，每天看门诊。我大概属于需要清理的对象。工作在急诊室，值夜班机会多。轮到需要自我批判，或者接受批判的日子，就回来看门诊。根据我的感觉，门诊有很多个半天，坐下来开会学习，或者批判。说来凑巧，主任和我，紧挨着坐在一排。交谈虽然不多，但比正常岁月，接触要多了许多。
有一天散会，在走廊上，主任忽然对我说：你把外科看得太悲观了。这像是接着上次的谈话。他递给我一本薄薄的单印本，题目忘了，Dragsted写的。书很旧，纸页发黄。回家读了一遍。内容就是主任提过的问题，写作是问答式的。提出一个问题，写出思考、推理与分析的过程，从现象到机制。不是单纯的描述，而是探索可能的解释。
1947年我进入原震旦大学医学院，无论上哲学课，或者有几位教授讲课，都考究推理和分折的逻辑性。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总能把复杂的问题，说得简单，层次分明，条理清晰。法国人称之为拉丁精神，也就是笛卡儿哲学以及以逻辑为基础的方法论。Dragsted 不是法国人，科学家的哲学却有着共性。
那个岁月，泥菩萨过江，我没有想太多。某一天，我把书还给主任。他的话匣子便打开了：外科大夫最早的老师是理发匠，只治皮肤表浅的毛病。后来，外科大夫给病人拔牙，锯大腿，不上麻醉。打开肚子，就不那么简单了，要肌肉放松，更要求无菌操作。打开胸，就更难了，会发生纵膈搏动、肺塌陷等问题。气管内插管，要想从气管把气送进肺里去，就琢磨了好长一阵子。休克是什么？是外来语的译音，是毒血症。毒是什么？打仗了，才知道先要补充血容量。外科大手术适应征扩大了。主任若有所思，断断续续地说着。从门诊出来，经过走廊，主任要回外科学系办公室去。他停顿了一下说：外科发展，靠生理学和病理生理学。外科大夫不是理发匠。我相信，主任这段话，搬到今天医大课堂上去讲，需要讲半天。那个时候，就这么一段时间。我记住了。当然，得天独厚，我是唯一的听众。
又有一天，主任突然问我：现在，外科发展的里程碑是什么？我愣住了。几年来，忙于写交代、批判自己、批判别人、写大字报不读书，何以奉告？主任似乎没有期待我的答复，轻声地说：静脉营养。但这句话触动了我：主任早已靠边，够倒霉的了，竟在思考当今外科发展的里程碑是什么。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感到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似乎接近尾声。主任和我谈话开始比较放松。谈到当年为什么要建立外科代谢实验室。他不是寻找理由，为自己遭到批判而辩护。我发现他想得更远。解放后，国内拥有这等规模、这等水平的外科代谢实验室，很可能只此一家。上世纪五十年代，我有机会陪同比利时医学代表团，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外宾见到曾主任的外科实验室，深感意外：他们想做而没有做到。六十年代社教运动开始，权贵者发难，要解决温饱问题，研究外科代谢是奢侈。外科实验被迫叫停。到了文革，与人斗，其乐无穷。实验室成了外科批斗的会场。但是，曾主任没有停止思索：当今外科发展的里程碑是什么？这实在令我费解。
还是在门诊，开会间隙，他多次提醒我学习基础理论的重要性。没有系统的讲解，只是吹风式的谈话。水与电解质平衡，每个病人，每天治疗中，都会有问题。临床医师也可能似懂非懂。他说 ：F.Moore （美国著名外科学家）能够把应对外科水与电解质紊乱问题，归纳成十条建议，条文简明，容易读懂，有矩可循，行之有效。这是一种学习方法，也是一种教学方法。曾主任徐徐说来，似乎不太经意。但言简意赅，点中要害。
文革风暴横扫竖扫之际，我何尝想到，在外科门诊那条长廊上（开会的地方），能有幸聆听曾宪九教授的教导，何况是面对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生活就是这么奇妙。在那峥嵘岁月和狂热的喧嚣中，主任甘心失落，却在冷静中反思，执着地筹划明天的构想。他的知识、远见、勇气和智慧，令我肃然起敬。
恶梦终于过去。邓小平复出。三中全会后，主任特别高兴。有次会议上，他说：这是解放以来搞科研最好的时候。外科代谢实验室恢复生机。主任重新回到阔别多年的外科病房，重新出现在追随他多年的弟子群体中。他常在中午做完手术后从老楼四层手术室下来，跨过一片广场，直上医大教学楼五层，看我做动物实验，或者兴冲冲地穿上手术衣，戴上手套，和我一起干。此时，主任年愈古稀，还没有吃午饭。但他好像什么都忘了，忘了文革中对他不公平的待遇，忘了诸多恩恩怨怨，在他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上下求索。
曾宪九教授十分重视外科基础理论的研究。没有外科基础研究，就不会有临床外带根本性的改革，而外科的实验研究又是基础医学和外科临床医学的桥粱。这是他的信念，并为之奋斗终身。
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受批判的学术思想、被压抑的构思、才华与潜能，从这位学科带头人的头脑中释放了出来。1978年主任亲自领衔，在原有基础上，重新组建由多学科参加的研究组,主攻胰腺疾病的课题。蒋朱明继续主持外科营养代谢的研究工作。汪忠镐和管珩被派往美国，进修血管外科，以组建血管外科专业组。盛洪淼被派往德国攻读外科感染，以筹建外科感染实验室。陈德昌被派往法国，进修危重病医学专业，回院后建立ICU。还有其他课题等等。基本外科发展蓝图，初见端倪。
2002年，危重病医学和营养代谢两项课题，均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曾主任的真知灼见和深谋远虑，外科团队的齐心协力，终于迎来明朗的春天。不幸，体检发现主任罹患肺癌。开胸手术见淋巴结转移。1985年，曾宪九教授离开了我们，享年71岁。
回溯往事，不胜感慨。1964年，我奉调到卫生部工作，赶京报到。风云多变，卫生部某项援外计划宣告取消。我从此转入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有幸师从曾宪九教授。这是我一生中莫大的机遇。我不是协和医学院毕业生，按通俗的说法，并非嫡系子弟，何况中途插班，中下天赋。曾主任并没有因此嫌弃我。当年我的缺点显而易见，主任却能发现我的优势所在，真是他独具慧眼之处。既使身遭厄运，他始终以执着的理想，影响着后来之辈，鼓励我逆境中求奋进。曾主任改变了我的后半辈子，我应该有感恩之心。
曾宪九教授没有留下豪言壮语，可供编篡诲人语录。他留下的照片亦不多。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是他一生为人的最好写照。按我的理解，这就是协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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