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冰心在玉壶--纪念冯应琨教授诞辰一百周年

冯应琨（1908.12.04－1992.09.28），广东广州人，是我国著名临床神经病学、精神病学和脑电图学的专家，我国临床癫痫及脑电图学的奠基人。他于1936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同时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历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教授、教授，1948年赴美国进修，除学习临床医学技术外，兼学脑电图学和电休克治疗，新中国成立时，他怀着报效祖国的满腔热情，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冒险通过国民党的海上封锁线，于1949年10月2日返回北京，在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供职。他不仅是一名伟大的医学家，更是隐忍坚强的革命战士、不可动摇的生命强者、温良恭俭的良师益友。他的一生，令人无限缅怀，令人骤然起敬。

为国：坚持统战 默默奉献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冯应琨教授从美国回归故土，因为道路封锁绕道香港宿于亲戚家中。他的连襟是指挥古北口对日作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在香港接待了准备归国的冯应琨夫妇，并把国内的6处房产的地契、房契装在一个小皮箱里请他带回国。家族亲人间的一次接触，却被历史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并开启了冯应琨种种磨难的始端。冯应琨归国时曾被尊为红色教授，还被派到外地农村参加土改运动，就因为这个小皮箱，他很快就被扣上隐匿敌产的罪名。当年的土改也风光而去，押解而回；也因为这个原因，他从50年代初的三反、五反开始就打上了右派教授的烙印，在历次运动中都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尽管长期蒙受冤屈，但无论在历次运动中、在生活最困难的时期，还是在文革受迫害时期，冯应琨都无怨无悔地，默默为党、为国家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当时蒋介石非常害怕共产党策反国民党高级将领，在他们周围都布满了特务。但冯应琨却依然不顾自身安危，冒着生命危险陪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赴港开展工作。在两岸关系紧张之际，冯应琨四处奔走，坚持为国家做统战工作。在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冯应琨有着极端的两重身份一边是统战斗士，为国捐躯死不足惜；一边是右派教授，名誉受损长期被整。统战部的同志后来谈及此事，总是说不出的心酸。他们说：冯老为国家做了这么多事，立下赫赫功勋，忠心可鉴日月，人生却如此坎坷。由于统战工作的特殊性，我们也无法出面为他辩白，除了过年过节的探望和送上一点油、米、花生水果等当年的特供物品外，剩下的只是无限的无奈和感慨。

饱受磨难，冯应琨却依然没有被逆境打倒。乐观的人生态度以及更高的人生追求使得他始终站在山高水远之地，一览众生功业兴败。当红卫兵要抄他的家时，他主动带他们去了自己家，还边开门边说你们动手吧，这些东西我早就不想要了，当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监督劳动，当清洁工打扫病房的时候，他说我比清洁工李师傅擦的痰盂干净多了。正是由于这种乐观的态度，使得他在历次运动中都没有被击垮，丝毫没有动摇心中的信仰。统战部的同志说，真怕他受不了打击，精神崩溃，把国家机密兜出来。可是终其一生，冯应琨从未对任何人泄露过半点国家机密，丝毫自我得失。如果不是后来统战部的同志把冯应琨的事迹告诉了医院的领导，他所做的一切，都将随着他的志向在云天之外，世人永远不能得知。

为人：一生信仰 对党忠诚

虽然在历次运动中都遭受了不公正待遇，但冯应琨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却依然让我们高山仰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恢复了名誉，继续在医疗战线上奉献自己的光和热。当时一些民主党派譬如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都找过他，动员他加入民主党派。试想，在当年像冯应琨教授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只要加入民主党派，完全有可能在其中担任要职。但冯老却对当时的五官科党总支书记方文钧说：这些党派我都不加入，我相信中国共产党，我要加入的是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一生的愿望。对党忠贞不二的人并不少见，但这是一位被抄家、被处罚、被不公正待遇多年的老教授、老知识分子啊！

1986年，冯老终于获得党组织批准，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入党宣誓仪式上，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从席中站起来发言的时候，激动得几乎无法成语。在场的所有人无不为之感动，甚至潸然泪下。那一年，他已经78岁高龄。

弹指一挥间，数十载韶华远逝，当年的青年才俊已变为白发老人，而时间唯一不能改变的，就是他对党忠诚的一生信仰。

为医：勤勉不辍 求知不息

冯应琨把成为名医作为自己的志向和抱负，一生不曾有过懈怠。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主要有四：一、编写了《临床脑电图学》以及《脑电图图谱》；二、常年举办脑电图学习班，推广脑电图技术；三、发明了连外国医师都争相学习的蝶骨电极技术；四、致力于临床医学的科学研究，发表论文80余篇。

冯教授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除他年轻时得到的良好教育外，与他孜孜不倦的勤奋息息相关。只要病房或门诊出现了特殊病例，他就会潜心研究，即时报告，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他的办公室里，最醒目的是4个大书柜，其中有3个都存放着脑电图资料。周末他不休息，早晨8点出门，提个大布袋来到医院，先到门诊转一圈，再到病房转一圈，然后才走进自己的办公室，著书立作，笔耕不辍。

文化大革命时期，冯应琨被关了牛棚，写检查，被揪斗，受了很多苦。但他一旦从牛棚里出来，首先想到的还是科学研究、是临床工作。一天，神经科主治医刘秀琴正在病房写病历，忽然发现冯应琨正从门缝里对她悄悄招手。之后，冯应琨交给她50个癫痫病人的名单、病历号和病人的简单情况。他说，想写一篇论文，需要刘秀琴帮他查资料，论文算两人联合发表的。刘秀琴非常希望跟随冯教授学习，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冯应琨是刚刚放出来的反动学术权威，她心中也满是顾虑。于是回答说我可以帮忙收集资料，但不要署我的名字。冯应琨豁达的看着她，那双智者的眼睛里充满了对世事的洞察以及对他人的尊重。最后，这篇文章以冯应琨个人的名义发表了，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这篇文章如同尘沙里的珍珠，闪烁着谁也无法掩饰的璀璨光芒。

为民：悬壶济世 不求回报

冯应琨教授可以称之为爱民如子的医学大家。他告诉医院，我不要挂教授号，挂5毛钱的普通号就行。作为全国知名专家教授，他始终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冯老遇到外地的贫穷患者，告诉他们不用反复来医院开药，只要写封信说药没了，他就会把药寄过去。这些药全部由他自掏腰包给病人买了寄去，不收分文。有的同事劝他：病人那么多，你寄得过来吗？冯教授听后一笑了之，依然我行我素掏钱寄药。

冯应琨对金钱看得极淡。文革中，他在病房当清洁工进行劳动改造，只拿工人的工资。恢复名誉后，国家按照政策补发工资，冯应琨却坚决不要。他说那时我干的是清洁工的活儿，不是教授的活儿，这钱我不能要，于是固执地把补发的工资上缴国库。冯应琨自己的吃、穿、用都非常朴素，对病人、对学生却又非常慷慨。千金散尽为哪般，到后来冯应琨家中只剩下200元积蓄。二老年事已高，膝下又没有子女，他的妻子徐女士成日因如何养老而忧郁成疾。如果不是她向医院的同事谈及此事，谁也不会想到一位国家级教授居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五官科党总支知道此事后，积极为他落实政策，千方百计从国库里要回了他上缴的补发工资，缓解了老俩口膝下无子、生活窘迫的晚年境遇。

为师：不遗余力 培养人才

冯应琨夫妇没有子女，他就把自己的学生当成子女。冯老非常爱才，他像抚养子女一样悉心培养人才。他利用个人声望、海外关系、往来学术交流各种机会，不遗余力的推荐人才，送他们出国深造。郭玉璞教授、吴立文教授、刘兴洲教授、外办李正林主任等都是他帮助联系送往国外的。为了人才培养，他甚至动用自己的储蓄宴请外宾。为了感谢对方，他还自费买礼物交给学生送导师。冯教授先后送了18位学子出国，是协和送学生出国培养最多的教授。这些学生学成归国后都成为独当一面的医家学者。

1978年，冯应琨刚刚恢复名誉，就任神经科主任，他立刻制订了学科发展计划。对于这一点，神经科郭玉璞老主任仍记忆犹新：他非常有眼光。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办公室、实验室都没有了，不能工作。冯教授担任科主任后，很快就制定了人才培养计划和学科建设计划，送人出国学习，恢复实验室也建立新的实验室。就现在看来，他当时的主张非常正确，眼光非常长远，垂范后辈，泽被百年。在冯应琨的积极推动下，迄今为止，神经科已经建立神经病理学、神经电生理学、神经免疫学、神经心理学、神经流行病学等实验室，而陆续回国的人员已成为各亚专业组的学术带头人。这都与冯应琨当年的学科发展主张密不可分。

1992年9月的一个下午，在北京协和医院古朴秀丽的西门附近，84岁的冯应琨教授与神经科同仁们刚刚送别美国友人，忽然他觉得下肢一阵虚软，整个身体完全不受控制的向地面倾斜而去。冯应琨突发疾病后，立刻被送往5楼高干病房住院治疗，病情时好时坏，病因无法确定。这时候刘秀琴医师去病房探望，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显得非常焦躁。他对刘秀琴说：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刘秀琴不以为然，安慰他道：您不是生病吗？您要做什么事情，我帮您去做。冯应琨谈到了两件事情。一件是西南五省的脑癫痫会议，他答应要去参加；另一件就是他的脑电图图谱还没有发表。

这本脑电图图谱已经完成两年有余，但因为资金问题迟迟不能出版，直到最近才终于有了出版机会。但谁也没有想到冯应琨大限已到，还没来得及看到这本图谱，就带着遗憾离开了。他去世后不久，图谱就出版了。刘秀琴亲自从出版社把图谱抱了回来，整个脑电图室的人都笑了，也哭了，手指一遍遍抚过图谱厚重的书籍之后，他们还特地把图谱带到他的墓碑前，告诉他：冯大夫，图谱终于出版了，您的在天之灵，一定也已经看到了吧，欣慰地笑了吧

朗朗晴空，脉脉黄草，苍风中隐约的声声呜咽，都化成时间长河里的云卷云舒，渐渐的远了，淡了，静了。

但我们不会忘记这位老人他的音容笑貌还留在世人的心中，他的治学主张也有人代代传承。我们无法忘记的是，在脑电图学的史册上永远镌刻着一个名字，在协和医院的历史上也永远矗立着一位老人，他就是冯应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