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重塑精神重扬理想
重塑精神，重扬理想
对话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
今年1月，57岁的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回娘家，重回复旦当校长。3年前，他是从复旦副校长任上离开北上京城的。如今，重回校园的杨玉良谦虚地说自己是大学校长一年级生。
杨玉良是一个很有决断力和执行力的人。他亦向记者推心置腹，自己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决策时不允许摇摆，要有可持续性，不能把自己陷进去套牢。他不欣赏西汉时期的晁错，也不欣赏宋朝的王安石，尽管他们都是做对的事情，但使用的不是正确的方法。
他学化学出身，就职演讲却引用舒婷的诗歌《致橡树》中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浪漫情怀和治校理念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杨玉良告诉记者，他希望大学人仰望天空，同时扎根大地。
半年了，杨玉良在复旦各种场合大谈理想、理念，就是没有谈具体做什么，很多人疑惑地看着他。其实，杨玉良已经磨刀霍霍，他要向大学世俗化动真刀真枪。在国务院学位办这几年，他走访各地高校，看到的图景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杨玉良痛恨大学如此忙忙碌碌，随波逐流。
这是荒唐的。访谈中，杨玉良多次蹦出这句话。
世界不完美，需要理想主义
记者：杨校长，你给复旦本科生演讲时大谈理想主义，说报考复旦者要意识到当今人类社会的不完美，意识到这个国家民族的危机所在，并愿意负担责任。中国已经到了需要重燃理想的时候了吗？
杨玉良：作为大学理念来讲，高扬理想的旗帜是永远的，只是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似乎不谈了。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后，社会价值观似乎变得越来越现实，但是一个社会没有理想不行。回顾过去20年，我们曾经风行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也风行过萨特主义，还讨论过新权威主义，各种主义都没有真正扎根，最近几年又开始国学热。我们在探索，但探索的过程实际上表明我们面临着一定的迷惘。实际上，我们缺少了一种东西，即一种理想、一种信念、一种精神。缺少了这个，你再去寻找什么东西似乎都不是你所需要的。
这个世界的不完美性非常清晰。最近的金融风暴，给很多信奉自由资本主义的人狠狠打了一棍子，完全依靠市场经济的手的话，出现了极度的贪婪，暴露了人性中极度无耻的一面。所以在西方《资本论》热销，人们都在反思。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不完美，尽管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但仍然面临很多问题，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等问题还是存在。
记者：面对世界的不完美，大学该怎么办？
杨玉良：这就是我们将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这就涉及通识教育了。我们不仅仅把学生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公民，而是要把他们培养成对这个国家、民族、全人类富有崇高责任感的人。他应该有崇高的理想主义，他的心中应该对人类的未来有一种设想。理想主义虽不可及，但心可向往之。
我们的通识教育要给学生灌输理想主义，但是又要有现实主义，这就要求学生一定要参加社会实践，使得学生对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有切身的感受。然后有责任去推动社会向着理想的方向前进。当下，在大学高扬理想主义的旗帜尤其重要。如果大学都没有了理想主义，那社会哪里还会有呢？大学要像温总理讲的要仰望星空。所以，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有理想主义，要有广博的知识，要有全人类的全球的眼光，最后才是有特定的专业知识。
这个顺序也反映了通识教育的要义。
记者：我试着作为一名复旦的新生来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我来复旦，来复旦要读一流的书，做一流的人，最后建一流的社会。
杨玉良：是的。
记者：这就意味着复旦要教育自己的学生毕业后不要以财富为追逐的目标，这会带来价值观的维新和整合，并形成新共同体。
杨玉良：谈到收入问题，很多暴富起来的人都把自己的暴富当成是理所当然，不会反省自己的收入是否合理。中国为什么还没有把捐赠文化形成为一种很好的风尚，这跟我们社会和个人缺乏反省能力有关。现在的中小学教育就很成问题，家庭通常会跟孩子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是一种误区，社会除了竞争难道就没有其他了吗？互相帮助、尊老爱幼在哪里？所以，我们现在要弘扬我们传统文化中很多优秀的东西。
记者：但是很多有理想主义情结的学生踏上社会之后却跌得很惨，被磨掉了理想主义情怀。
杨玉良：这是因为他们在理想主义的另一面知识功底不足、现实主义不够，就会在处处碰壁后锐气棱角全无，变得极其世俗。理想主义者受挫之后，完全可以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休养生息，整装待发，理想主义者不会失去信心。但他同时也必须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这就要求他必须立在民众当中，必须扎根在草根阶层。跟基层在一起，就不会成为一个独裁者，也不会是空中楼阁。这就是我就职演说中所引用的舒婷的诗句，叶耸向云天，根扎在大地。
拒绝娱乐版通识教育
记者：复旦在本科生教学改革上最大的创新和特色就是推行通识教育，你作为新任校长，怎么理解通识教育？
杨玉良：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引进中国之后多数都是成功的，但是很遗憾把中国古代书院制给废了。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很像现在的研究生院，而且是通识教育。我们要注意一个倾向，通识教育可不是一个娱乐版的知识普及教育。把各种各样的知识给你一点，这就叫通识教育？
教育的真谛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教会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教育不是简单地拓宽知识面，而是教会你一种综合而独立的思考能力。恰恰，综合的思考能力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强的，西方文化强在逻辑思考能力。东方文化吸收了西方理性的、分析的文化后所融合出新的文化思维方式将会主导21世纪。通识教育就是告诉学生主导未来世界的文化是什么，然后教会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有人将通识教育简单地理解为人文精神教育，错了。大学是沉淀人类文化精华的地方，大学也是创造人类新文化的地方。我们要向学生同时传递科学和人文的精神。
记者：有了这样的理念，准备怎么做？
杨玉良：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都不可能是复制其他国家的教育，因为教育是文化的传承，脱离了本国文化谈教育是荒唐的。北大陈平原教授说过，中国要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话绝对不是欧美大学的凯旋。中国的通识教育要成功的话，绝对不是欧美通识教育的凯旋。我们必须要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通识教育，比如书院制，集古今中外之优点。
是H型还是N 型好呢，H型代表下面是通识教育，上面是专业教育；N型代表先是通识教育多，然后逐步增加专业教育。欧洲是N型，美国是H型，美国的方式培养成本极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成本必须考虑，怎么样在有限的时间和成本的基础上获得好的效果。复旦的通识教育要走向精细化，不同学科和不同专业间课程设置是不一样的。
自主招生会稳一稳
记者：有人说，如果没有自主招生配合，通识教育推行会很艰难。
杨玉良：关键的第一步当然是选才，把最好的人才选进来，一种好的办法就有机会选到更多优秀的人才。现在本科教育是一种大众化的教育，大学不得不根据自己的教育方式来选择人才。这是大学对自主招生的动力所在。但自主招生和通识教育的关系不是那么绝对，因为自主招生只是一小部分学生，通识教育是对所有的本科生。教育上有一种理念，每个人都是可造就之才，关键是造就成什么才。应该说，自主招生为推动通识教育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带来了一股新风，创造了一定条件。
记者：目前全国高校中复旦自主招生名额最多，而且试行面试录取这种全新的模式，还把权力交给教授。
杨玉良：在选材上，判断起来最准确的不是一张考卷，实际上是教授。教授们毕竟接触过大量学生，有相当的经验和教育学知识、心理学知识等等，他们对学生的判断，总归是比较准确的，总会比一般的考卷要好得多。比如说，研究生让导师来选，好多人说，这不公平。但是，只要导师不把自己的亲戚朋友选进来的话，导师来选是最公平的。因为我很清楚，你能把研究做好，把博士论文做得好，而他做不好，尽管你考试考得不好。
当然现在的自主招生仍然是一个过渡做法。如果高等教育全国平均毛入学率达到50%，也就是每一个高中毕业生人人都有机会上大学的时候，招生方法又得改变。我相信未来是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这对国家培养各种类型的人才是有利的。
记者：但是社会质疑复旦模式的公平性。
杨玉良：公平是有界限的。什么叫公平？有人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一种公平。但真的公平吗？比如说，考大量记忆性的东西，背工好的人肯定都高兴了，但是对思维能力很强、记忆力不强的人呢，对他来讲不公平。还有人说，让每一个人的智力发挥到极限，这也是一种公平。譬如说，高考不能让一部分人的智力发挥到极限，但是自主招生可以，这是另外一种公平的发现。又有一种说法，让每一个人有平等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这也是一种公平。所以，任何一种公平都是有一条界限的，任何一种招生模式都无法做到完全公平。
我们现在在外省市试点，都是派教授到当地去，就是为了减轻农村孩子的压力，在当地实现相对的公平。人类还没有找到一条真正非常好的道路，来保证人人平等。关键是，公平的定义是因形势因环境而变的。
学生期望值下降了
记者：今年经济危机背景下，复旦学生就业情况遇到挑战吗？
杨玉良：复旦就业签约率，跟往年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似乎后面增长的劲，没有往年大。当然，这个只是预测。另外，跟学生期望值下降是有关系的，比如3500元月薪的工作原来我是不签的，结果他签了。情况还不错。
记者：支持大学生去农村当村官吗？
杨玉良：我支持。我就说我们国家也有不少的危机。这个危机不是说我们国家什么东西没做好，而是整个国家在转型的过程当中，东西部的差别是很大的，需要一大批受过教育的人到欠发达地区去。首先能改变欠发达地区人的思想观念。落后首先是观念落后，观念落后经常导致拿着金饭碗讨饭。所以，好多成功的村官一看，遍地是金啊，然后利用当地资源，马上就把老百姓的生活提升上去。
遗憾的是，现在不少的年轻人不愿意去。他们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缺乏这个感情。其实，比我们当时下农村好多了。我们当时下农村是遥遥无期的。现在你去一下是让你回来的，而且国家还给你很好的待遇，很好的工作。
校长的四条标准
记者：其实大学校长不仅属于某一所大学，也是属于社会的，他也要站出来跟民众对话。
杨玉良：我认为，大学校长应有几点要求。第一，他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他不一定真的这么好，但是人们这么看你。第二，他是社会道德的楷模。第三，他是大学里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的精神领袖。第四，他是大学整个学科建设的总体设计者。这是最基本的，还不是教育家的标准。
有人说，大学校长职业化，我不相信这一点。世界上没有一个专业专门学习如何当大学校长。所谓的职业化只是说，你既然当了大学校长，就要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职业、一个事业。大部分校长原来都是专家，都是某个领域里非常出色的学者。既然当了校长，就应当摆脱原有专业的限制，不要把你专业的思维方式，转移到校长的位子上来，应该用更宽的思维来思考问题。
记者：大学校长如果做到这四点，可以带来哪些积极变化？
杨玉良：眼下，大学承担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中华文明向整个世界的传播和交流。中华民族当前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全人类和全球的视野下，要构建一个宏大的文化发展战略。而这个战略的构建和实施，最重要的一个机构就是大学，尤其是综合性的大学。
我在德国做博士后的时候，德国的一个教授就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会说德语的地方，就有德国的利益。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人知道康德和黑格尔，那么他们就懂得我们德国人是怎么思考的。非常精辟！为什么外国人对中国处理达尔富尔问题指责那么多，其实中国人已经做得很好了。你不能认为他们全都是反华的。我再引用一个人的话，撒切尔夫人博客里的话，她说你们都鼓吹中国威胁论，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中国没有什么可以威胁世界的，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输出过思想和主义。你想想，我们应该做什么？
拒绝平庸不容易
记者：目前国家正在征询教育中长期规划意见，你最关心什么？
杨玉良：我最关心大学的体制。大学的管理体制，包括国家对大学的管理体制和大学内部的管理体制。体制顺了，什么都顺。管理体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现在人们一般都不太敢提。《人民日报》上有过一些讨论。有人批评教育部对大学管得太多了，但是又不愿意直接说。实际上，教育部自己也有体会。
国家对国立大学，到底管哪些事情？这个一直有一个博弈的过程。很多文章都在强调尊重大学办学规律，潜台词就是你不该管的东西你不要管。这种话说了，等于没说。现在中国人说话有个缺点，总想隐隐蔽蔽，总想遮蔽一些什么东西。要么就是过度，大谈自主权。
我们研究一下美国大学的历史，尤其是私立大学，你吃人拿人的你就不自主。美国私立大学到二战之前，是非常自由的，到了二战的时候，为了反法西斯，所以美国政府就安排了大量的资金，要开发新的武器，给了钱就得按政府的指示做啊，所以它失掉了一部分自主权。二战胜利了，它就反弹了，这些学校就强调要自主权，要学术自由。到了60年代以后呢，工业界介入了，工业界给钱建了很多研发中心，又不自由了吧。由于冷战，军方又给了钱，又不自由了。所以到了60年代末，又一次反弹。永远在这之间拉锯。
关键在于，在这中间要构建一种非常好的机制，就是大学内在基本的教育和科研规律要得到保持，然后满足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可以有很好的弹性。就像我们以前说的，政治也不要冲击业务。但也不是提到大学自主权就是不要管什么外面的事情，两耳不闻窗外事，这不可能的，否则，办大学干嘛？
记者：现在大家都在比较北大还是清华培养的政治家多，复旦会跟风吗？
杨玉良：我不以国内和国际上任何一所大学作为复旦的参照。或者说，博采世界上所有优秀大学的长处，作为我们的办学理念。
首先，要办一所真正的中国的大学，这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又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否则你办成世界一流大学，COPY了一所MIT，COPY了一所哈佛，COPY了一所耶鲁，不行的。我强调复旦两条都不能丢掉。否则这所大学看上去跟耶鲁一模一样，跟哈佛一模一样，这是一种失败。
记者：做世界一流大学有时间表吗？
杨玉良：没有具体的时间表。我希望，过若干年，复旦大学至少能跟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叫板。跟他叫板的意思是什么？我指的是，有那么一批学科均匀分布在人文社科、理科、医科，能够与世界上最前面的50所大学叫板。也就是咱们拿出来比一比，我不会比你差多少。这个目标是很难很难的，但只要中国经济继续发展，这一点我也是乐观的。
记者：做世界一流大学，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杨玉良：最大的困难在于理念和观念。我们的教师准备好了没有？我不仅仅指教师的业务水平。我们的教师有这个胸怀吗？有没有这个意愿？有没有那个信心？如果大家有信心，我们就可以实现75%的愿景。思想先行，然后咱们再来解决具体问题。否则要解决什么具体问题，别人还不理解，干嘛要那么做？就是要取消那些俗气的东西。我一直说，有多大的胸怀才能做多大的事情。胸怀没到，啥都不行。高风亮节没有了，知识分子的骨气也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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