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和大学应各自守住界限
舆论和大学应各自守住界限
据媒体报道，1月9日，南方科技大学低调地为第一届教改实验班的学生举办了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校方没有通知媒体，还封锁了所有入口，任何人都要凭学校证件才可进入。
这和南科大创校初期的“高调”完全不同。从朱清时上任起，南科大的一举一动，都被媒体关注，频频上“头条”—2011年南科大首届学生全员自主招生、这批学生随后被要求参加当年的高考，深圳市为南科大公选局级副校长，南科大管理暂行办法公布，南科大理事会成立，香港科技大学援助南科大的教授离开南科大并发文质疑朱清时，南科大退学学生炮轰南科大管理混乱，等等。
南科大一路走来，可以说，媒体的报道，成就了南科大，也让南科大“被放在火上烤”，一些不恰当、越界的舆论，甚至影响到南科大的正常办学。如何处理好媒体报道、舆论监督和学校自主办学的关系，厘清舆论监督和学校自主办学的界限，也是南科大改革，以及整个中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中，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议题。
南科大最初的“高调”，是改革的策略
客观而言，朱清时校长从上任时起，是希望借助舆论的力量，推进他所倡导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官化、去行政化”改革的。在笔者看来，这种策略在初期是正确的：一方面，社会公众当时并不清楚这两方面的改革价值，朱校长借助媒体的报道，宣传自己的改革理念，既树立起南科大的改革形象，也对我国高等教育所要进行的关键改革进行“普及”;另一方面，通过舆论的力量，推动政府(包括教育部和深圳市政府)下决心放权改革。2011年，朱校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明确表示，期待舆论“拯救”南科大，因为当时南科大一直苦等教育部批文，好不容易等到了，答复却是只批准“筹建”，没批准招生。
从实际效果看，当初的“高调”策略是成功的。首先，还没有获得招生许可证的南科大，宣布“自主招生、自授学位”，获得社会舆论普遍支持，也吸引了众多优秀学生报考，招生十分火爆，南科大还没有正式办学，就因改革之名而成为名校;其次，教育部门也加快对南科大筹建审批的进程，2012年4月，教育部公布《教育部关于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学的通知》，南科大正式“去筹转正”。
非专业的舆论监督，让南科大饱受舆论之苦
在接下来的南科大办学中，舆论却开始“转向”，从最初高调的支持，逐渐演变为一边倒的质疑。卸任前的朱清时回忆称，一边倒的舆论让南科大几乎“翻船”。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舆论可以起到向公众宣传学校办学理念、向行政部门施加压力、促进改革推进的作用，但是却无法代替学校和政府的沟通、校方和师生的沟通。南科大的办学者，在这方面有考虑不周之处，而舆论也在这一期间存在不专业、越界的情况。
比较典型的是香港科大教授离开南科大以及南科大有学生退学。这两起事件，反映出两大问题：一是南科大注重外部舆论宣传，却忽视了在内部达成教育改革的共识。这就好比舆论支持去行政化改革，但这不能想当然认为所有南科大行政人员、教师，都自愿接受去行政化改革。只重视外部环境营造，而忽视和师生的沟通，反过来会造成师生产生某种逆反情绪。对于行政部门也是如此。二是有的舆论监督报道缺乏专业性。本来，任何学校有教授辞职、学生退学，都是很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对于南科大，这仿佛成了天大的事：只要有一名学生选择退学，似乎就意味着南科大办学的失败。这非但给学校正常的办学带来压力，也夸大了南科大的内部矛盾。这期间，也有媒体主动反思对南科大的报道是不是太“过火”，但更多的媒体却苛责南科大的内部管理，南科大陷入“内忧外患”。
笔者一直认为，初创阶段的南科大，关键在于理顺政府和学校的治理关系，在内部办学中，也要建立合理的治理结构，但要求南科大一开始就把所有制度建好，并不现实，具体的办学也需要一个完善过程，比如，在没有获得招生许可证时招生，这在改革语境之下，是完全合适的，因为可通过招生，倒逼改革推进。
南科大走向“低调”，在情理之中
在朱清时校长任期的最后两年，南科大变得“低调”，这是在情理之中的。南科大已经过了再高调宣传改革理念的时期，很多具体的办学事务，必须实打实地推进，而这些事务，是不必通过媒体进行报道的。道理很简单，如果把任何校内的教育、学术决策的讨论过程都进行报道，那讨论如何进行下去?
当然，南科大走向低调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朱清时校长最初提出的两大改革，并没有如预期顺利推进，2012年学生不再进行全员自主招生，而是纳入高考，采取三位一体的评价方式进行录取，从这批学生开始，南科大毕业生将授予国家统一承认的学位;南科大去行政化改革，也因南科大校级领导有局级级别，而遭质疑。这次南科大首届学生毕业，授予学位，学校的低调处理，连朱清时校长也没出席，应该是刻意而为，学校不希望再卷入争议的漩涡。
如果拿恋爱和婚姻来看南科大，“高调”中的南科大是在谈恋爱，憧憬未来生活的阶段，把未来想得太过美好，也很正常;而目前“低调”的南科大，则是在过日子阶段，这也正是我国教育改革的真实写照，目前的南科大，更需要舆论给予理性的、恰如其分的关注。学校在舆论场上变得低调，对于正常办学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理性的舆论应该意识到，南科大“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官化、去行政化”改革推进受阻，这是政府层面放权不彻底的问题，而不是南科大自主办学的问题，因此，应持续推动政府放权进行改革，同时给予南科大自主办学的空间。
舆论和大学各自守住界限
与国外大学—包括名校和名校校长—并不经常见诸报端相比，我国大学和大学校长却时常成为新闻的主角，这和我国大学正处于改革之中以及大学经常曝出各种新闻有关。在正常的办学形态中，大学其实应该有相对安静的环境，不受外界打扰自主办学，舆论报道、监督和学校的自主办学，各自守住界限。
长期来，我国大学缺乏办学自主权，教育和学术严重行政化和功利化，舆论一直呼吁要把办学自主权交给大学，并尊重教师的教育自主权，可是，在介入学校报道和监督时，不少舆论有时也在扮演干涉学校办学自主权，表面呼吁改革实质却在反改革的角色，这必须引起媒体的反思。
对于教育改革，舆论应着力监督政府部门和学校行政放权;对于大学的办学，舆论当然可以监督，但必须明确基本的原则。在高校内，近年来都在推进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分离，也就是说，行政力量不得干涉教育、学术评价、决策，要把教育事务、学术事务的管理交给教师同行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根据本校的办学要求，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学术研究做出评价，而且，在评价中，还会听取学生的意见。除此之外，行政力量不能干预教育和学术评价。很显然，校外的监督力量，就更不能越俎代庖，对学校教师的教学、学术研究进行评价了。
舆论对学校办学的监督，主要在于教育经费的使用，学生权利的保护等领域，包括报道大学出现的教育腐败、学术腐败、学术不端现象，侵犯教师、学生权利的行为，而对于具体的专业性质很强的教育事务、学术事务，则不能干涉，这包括设置学科、设置专业、组织教育教学、开展学术研究和国际交往等。这属于办学自主权范畴，应由学校内部民主管理、决策。近年来，教育部已要求高校制定大学章程，制定大学章程后，大学就依章程办学。清华大学章程就提出：“学校举办者和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按照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依法对本校进行监管，尊重和保障学校的独立事业单位法人地位和办学自主权，提供和保证学校的办学资源，保护学校事务不受校外机构、组织、个人的非法干涉。”
这也给正在探索自主办学的大学提出要求，即应该把向公众公开的办学信息，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开，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同时，应该在学校具体办学中，实行以教育和学术为本的管理和评价，这样，学校办学形成公信力，社会也就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到，要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贯彻、落实《决定》，无论是政府部门的管理，还是媒体的报道、舆论监督，都要学会尊重大学的办学自主权，明确权力的边界，不能以各种理由干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当然，这也需要大学完善现代治理结构，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建立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以整体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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