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就业性别歧视还需政府“有形之手”
尽管“宁用武大郎，不选穆桂英”潜规则的就业性别歧视性质十分明显，但如果不简单局限于抽象的道德伦理和文化观念，而从更具体现实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市场逻辑角度审视，恐怕又不能不承认，这样的“潜规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具有某种合乎市场逻辑的必然性。
很明显，由于面临“怀孕、生育、哺育”等特殊生理需要，在就业过程中，女性确实会面临比男性更大的就业成本。面对这种就业成本，以逐利为天性的企业用人单位，势必很难心甘情愿地自觉接受，而会尽可能利用各种“潜规则”进行规避。也就是说，“宁用武大郎，不选穆桂英”其实是一种很难单靠市场“无形之手”就能自动消弭的现象，乃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
而要补救这种“市场失灵”，政府“有形之手”的干预，显然不可或缺、责无旁贷。这不仅是站在“市场监管”层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应有之义，更是站在维护整个人类社会性别秩序层面，保障性别公平和伦理正义，“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的必然要求。
一方面要强化事后的惩戒机制，如加大对用人单位的处罚力度、增加其就业歧视的违法成本，使其“不敢”性别歧视;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恐怕还在于，要在事前预防方面，采取更多积极的激励保障措施、主动地帮助用人单位来分担“养育子女”这种原本属于“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降低用人单位因雇佣女性而增加的成本，从而使其“不必”性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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