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从北京大学到成功大学(17)

香港和台北的距离很近，飞机飞行了一个钟头后就看见了台湾岛，飞机大概是在嘉义附近进入台湾上空。高度降低，可以清楚的看见台湾西岸的田野、道路、池塘和一些房屋，鱼米之乡的景色，看上去和大陆的江南一带没有什么区别。飞机降落在桃园的中正机场，它的宏伟及现代化，比起二十多年前的松山机场，真不可同日而语。

锺为在机场出关后，马上叫了一辆记程车到阳明山公墓去母亲的坟墓扫扫墓。母亲去世已有三十年了，她病重及去世时子女都不在身边。晚年的悲哀莫过于面对年老病死时没有亲人在旁。当时也曾想到为人子该尽的孝道，却身不由己。现在再回头时，已是枯骨青?V，他在那里徘徊良久，留下一柱清香和一束鲜花才离去。

台北的市区车水马龙，尤其是无孔不入的计划程车，给人的感觉是经济发达的结果和效率的要求所造成的现象。它是代表社会向前推进的动态。头一次坐计程车时，看司机以熟练的技巧，强烈地违反了每一条安全驾驶规则，真是惊心动魄、魂飞魄散。锺为曾问司机如此分秒必争、寸土必抢，能省多少时间呢？他说如果不抢着开，乘客还会不满意呢！似乎台北街上行人的步伐要比北京的快一些，也许是急着要办事。台北人的衣着整齐、讲究，也许是效率表现的一部分。他们说话温文尔雅，因为他们觉得那样的说服力更大。这些不是“运动”所能促成的，而是在教育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下所产生的。

锺为计划在台北停留两天，有一天他是想去见见多年不见的中学同学。他是在师大附中上的中学，念的是实验班，初中和高中连在一块念。他们是一群从十二岁长到十八岁的男孩子，朝夕相处在一起六年，他们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同班共有四十八人，其中四十个离开了台湾定居海外；但是留下来的有人当了部长、医院院长、律师、大学教授，也有去做党务工作，成了“百年老店”但是台湾在野党的党魁。有成功的商人，也有老老实实的公务员和中学教员。他们都是总角之交，虽然多年不见还是无话不谈。锺为对他们的“自负”和“使命感”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有完全的认识，除了从事赚钱的工作，也同时不失去对社会的良知。他们内在的充实，在某一方面来看，不亚于台北表面上的繁荣。但是他们付出了可观的代价，他们日以继夜的工作和社交，每天回家后子女们已入睡，第二天小孩去上学时还未起床，一星期见不到孩子一面是常有的事。声色犬马的交际活动造成婚姻上的危机，比比皆是。由于繁荣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更是严重，犯罪、环境污染和道德的没落，在有些地方已达到了可怕的程度。台湾已经存在有杀人如麻的江洋大盗，山地村子里农药严重地污染了地下饮用水，年纪轻轻的村民中有多数人得了癌症；父母把亲生女儿卖入烟花，有十一岁就当妓女的山地姑娘。人说台湾没有道德观念只有经济准则，“笑贫不笑娼”已不足为怪。这些都是“经济奇迹”所付出的代价。台湾的极度繁荣，有好些地方也令人窒息。

当时台湾刚刚选举过民意代表，同学们的话题自然转到投票问题上。台湾贿选的风气很盛，少说几百元，多说要上千元台币才能买到一票。有人说这跟当年英国的大宪章说的“有财产的人才能选举”的精神相符，但是贿选的人就是不找知识分子。他们笑说连龙发堂（台湾收容精神病患的寺庙）里的人去投票，都能拿好几文钱，而知识分子连一块肥皂也没人送。原因是他们代表社会上的“良心”，投票时是他们唯一能表态的时候。

锺为一有机会就找人谈话，他们有教授、工程师、公务员、小商人、计程车司机和小摊贩。锺为发现他们有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收入相差不多，只是辛苦的程度和生活方式不同而已。他们关心的不是如何维持生活，而是如何才能赚更多的钱。台湾的社会由于经济的发展已形成大批的中产阶级，他们的存在更促进政治的开放，使民主与自由生根。难得的是这批中产阶级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努力工作不仅给他们带来金钱上的报酬，同时也带来政治上的文明。因此在竞选的政见里或议会的争论里，“自由”和“民权”问题已不是主要的题目，取而代之的是“政府执政”的不力，环境污染和社会安全问题。当资本家和小市民的利害有了正面的冲突，权力集团永远是站在资本家的一方，但是在议会里和媒体面前又要遮遮掩掩地自圆其说，有时反而丑态百出。环保问题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有好几位由执政党提名出来竞选的民意代表，在大声疾呼制止环境污染，他们把选民的愿望放在“党的政策”之上，挺身而出站在老百姓的一边。因为在广大中产阶级的支持下，“执政者”已不能无视社会的要求。否则就直接地影响了执政者的存在。台湾的“民主自由”在它的实施，甚至在基本的意识形态上都充满了缺点和漏洞，但是人民的愿望和知识程度使执政者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走回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