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兼经济学院院长刘伟(3)

2008年11月15日，“第五届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安全战略论坛”在北京召开。图为主持人北大校长助理兼经济学院院长刘伟。

说明什么?30年来以不断地降低利率，降低发展成本来扩大经济规模，带动经济的货币政策，累计起来对经济安全的威胁和风险极多，前提就是以降低金融经济生活项目和资产的质量来换取增长的速度。今年得的诺贝尔讲，通过金融危机意识到了这种问题，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就指出了靠要素投入量增加，这有着深刻的解释，这次所谓金融风暴，引起收到了尊重。从这种理论和实践来看，我们现在确实到了细语的来总结和检讨我们活跃了30多年占据主流地位的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

二、现在是不是到了重新审视中国货币政策和传导体制机制的特殊性的时候?

中国货币体系的建设在改革当中逐渐开展起来的，西方政府理论一直用着他们的实践标准，他们的货币政策功能的理解和传导机制的范畴，在要求和批判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特别是批评货币政策的本身的一些特殊性，现在对照起来的话，如果西方的货币理论和货币体系，现在遇到了极强烈的挑战的话，基于体系和批评，值得我们重新商讨。中国的货币体系和倡导机制是有一系列的不同。

首先从货币政策工具来看，我们说有所谓数量，有所谓价格的东西，利益率、货币供给量等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在西方一般是所谓中间目标，盯住一个，80年代以后他盯住利率，按照市场经济的道理，盯住一个目标，另一个目标内生的决定，自动的决定。大家知道直到目前为止中国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我们有两个，既盯利率，又盯货币量。我们过去一直怀疑，这种盯两个目标的货币政策会不会割断了货币经济之间的两个政策目标的内在联系?但是现在看来值得重新认识，盯住这两个中间目标，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我们讲了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最终目标很简单，主要一个是经济增长，一个是反膨胀。在西方货币政策其实短期更强调了他的反通胀的作用。在中国恐怕不仅短期，包括长期货币政策，发展中的国家，无论什么样的政策，恐怕首要的在长时期，从战略上还是要服从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在中国除了具有反通胀的基本政策功能之外，可能很重要，更重要的有带动和刺激经济增长的这样一个功能。这是我们讲的一个最终目标。再比如从中国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来看。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02年做的一项研究，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时间，我们所说的实质，明显地长于西方，美国和欧盟国家，这个时间性一般是6个月到18个月。中国我们当时做的是7个月到24个月，明显的滞后于人家。这可能与我们的体制有关系和我们的市场经济不是很发达有关系，当时货币政策的传导的时候，中间遇到了种种体制摩擦有关系。

对于这种时间的滞后性怎样认识?关系到政府干预和货币政策的强制。这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再比如说中国的汇币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长期关系，过去我们是相互基本上是独立的，汇币主要集中在国际收支率，过去我们之间的联系并不大，但是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很大，怎样使得汇率政策和我们的宏观调控的要求之间进入了混合，这是一个难题，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新鲜的问题。最后，对中国的独立性的问题，我们过去一直在批评，中国的中央银行到底有没有危机，改革开放说中国没有中央银行，因为中央银行是供给和秩序的监督者，中国过去的中国人民银行既供给过，又经营过，所以没有真正的中央银行。从改革开放80年代以来，我们的中央银行开始独立银行，一直受到西方理论和各个方面的高度的质疑，在应对这种金融风暴面前，中国的这种中央银行，一级中央银行下面的国有专业银行的构建体系，它的特殊性和特殊对付危机的能力是不是需要重新认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