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是“长”出来的
日前，北京市教委拟取消首都教育家评选，对行政指令鸣金收兵。旨在营造首都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树立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先进典型评选首都教育家的初衷不可谓不好，但如果无视教育规律，对教育搞指令性计划，按简单划一的标准来衡量教育家，则会导致手段与目标的背离。须知，教育家不是评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
教育家是教育领域的集大成者，对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和社会公众有着公认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长期含英咀华的积淀，是毕生思想实践的陈酿，不可以用固定标准一评而得。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教育家办学这一命题。尽管对教育家充满期许、呼声不断，现实中却有千呼万唤也不出来的无奈。中国当代有没有教育家之问，更是点到了教育的痛处，令人扼腕。评选首都教育家，用值得商榷的方式触及一个问题：应该怎样培养我们时代的教育家？
考诸历史，从提出有教无类教育平等思想的孔子，到蜗居山洞开课授徒的朱熹，再到近代的黄炎培、蔡元培、吴玉章等人，中国自古以来教育家灿若星河，中国并不缺少涵养教育家的历史土壤。而经历阶级斗争为纲形成的高度政治化，教育沦为政治统治的附庸和工具，那是一个教育无学、教育无家的年代。总结历史经验，培养教育家需要尊重教育规律，尤其是教育与行政权力之间应该保持适当距离，保持教育独特的灵魂。
对政府部门而言，与其吃力不讨好地干预教育，不如划清行政权力的边界，政府的归政府，教育的归教育，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教育规律才能伸展自如，也才能为教育家的生长提供雨水和阳光。对于广大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最接近教育家的大学校长来说，创新教育理念、开创教育实践，来自个人的首创精神和创新勇气，点滴之间或可触及教育家这个神圣的名称。
70年前，陶行知曾主张 第一流的教育家，呼吁有胆量创造的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开辟的教育家。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临经济转型挑战的新时期，中国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更加需要第一流的教育家。而这，绝非行政指令的一纸奖状可以解决，更需要在社会文化土壤中浸润涵养、逐渐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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